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漫漫时光长河中，从第一粒种子被播下，人类开始由采集走向农耕，自此以后，农桑稼穑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世事变迁，岁月更迭，种子之重愈发显现。不论是纵观我国种业几十年来的艰辛发展历程，还是横看西方发达国家种业的辉煌历史，种业已成为农业先进科技的载体、价值链的起点，成为一个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先进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业发展，连续出台重大政策措施推进种业改革。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对种业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民族种业，带着重托与期待，在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浪潮中戮力前行，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骄人成绩。几年来，我国育种能力显着提升，自主选育品种支撑起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来，种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朝阳”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纷纷涌入；几年来，好品种不断涌现，同一片土地上农民打的粮食更多了，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几个月来，记者深入企业车间，走进科研院所，踏进田间农舍，听专家官员谈种业改革之思，看育种研发人员的品种攻关之获，品农民用好种多打粮的丰收之乐，一条清晰可见的“种业强国梦”之路在记者笔端铺展开来。
化解深层矛盾，释放更大红利，种业改革向纵深推进
稳粮国安的大任，转变方式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种业到了转型升级、不进则退的紧要关头，急需一场全新的变革
“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大规模的农业、最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应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业科技、最具竞争力的现代育种产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要求十分明确。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种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经历了农民自留种、计划统一供种、产业化发展、现代化推进的历史阶段，逐步实现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尤其是2000年《种子法》的实施，为我国种业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标志着种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但是，在民族种业长足发展的同时，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压力也日渐加大。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玉米品种“先玉335”一朝发力，席卷而来。国外种业为何如此强大？民族种业创新能力该如何提高？“一个品种的选育需要近10年，现在用的是10年前科技支撑的结果，如果现在不做大做强民族种业，10年以后怎么办？”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曾经充满忧虑。
当时，种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品种创新能力不强。跨国种业的育种科技已经全面进入“分子时代”，我国大多还处在“拿眼瞪，用脚踹，一把尺子一杆秤”的传统育种阶段；国外育种模式已经是“工厂化”运行，批量育出新品种，我国还是“课题组”、“小作坊”生产，新品种研发更像是“买彩票”。
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种队伍，成果水平和数量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但这些成果不少却在发过论文、评完职称后束之高阁，被称作“铁皮柜里的成果”。
在此同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日益增大，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愈加迫切，都对农业特别是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在我国不断增强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切实突出种业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地位，建设种业强国。
民族种业到了一个危中求机、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急需一场新的变革来化解更深的矛盾纠葛，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深化种业体制机制改革、提高种业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这个在业内被称为“8号文件”的意见成为近年来种业发展最重要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随后，2012年、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密集出台、力透纸背，深化种业改革的大幕开启。
这些改革文件对未来一个时期民族种业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给出了清晰的指引，首次提出建设“种业强国”的战略构想，并旗帜鲜明地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在商业化育种中起到主导作用，科研单位将逐渐向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转型，发挥两者优势，实现双轮驱动。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破除阻碍种业发展的‘藩篱’，着力解决种业创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加快培育生产急需的突破性新品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
改革成为一种共识，一套跨部门、跨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组织体系构建起来。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力度，支持资源发掘、品种培育、技术研发、种子生产和管理部门条件能力建设；金融税收部门出台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同时，国家层面建立了现代种业发展部际协调组，将种业改革任务梳理成51项具体措施，分解到19个相关部委、单位具体落实，每月分析、两月调度，确保了各项政策措施件件有着落、样样有进展。
民族种业，承稳粮国安之重，挟改革攻坚之势，向新的历史征途纵深迈进。
科研单位要做加减法，解决创新与生产“两张皮”
通过权益比例改革、科研成果交易平台等激发创新热情，增强其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事企脱钩”等减弱其对市场公平的干预，退出商业化领域
“科研单位要着力提升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服务能力和水平，夯实种业创新基础，为企业创新育种提供不竭的科技源泉。”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说。
围绕这个目标，科研单位一方面做加法，加强其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一方面做减法，把商业性、竞争性领域的事情还给市场、交给企业。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综合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决定种业未来的高度。”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说，“大数据、信息技术、生物组学技术等等，科研中许多重大需求都是跨区域、跨学科的，这些都需要很强的技术力量、稳定的投入，必须由国家承担。”
去年8月的一天，在中国农科院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一场特殊的“交易会”在种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国家种业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平台启动，当天“京科968”三系配套杂交制种法转让、玉米3KSNP标记开发与利用经营许可转让等9笔交易签约，成交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
科研成果能“变现”，也要“确权”。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等三部委从去年开始，在4家中央科研单位实施了种业科研成果权益比例改革试点，核心是科研人员个人将从成果中获得直接回报，而且比例将不低于40％。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是4家试点单位之一，他们出台了详细方案来落实推进，并且在具体权益比例上按照资金来源分类，更具公平性。比如：由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取得的成果，个人所占比例是50%，而由个人出资取得的成果，个人占比可高达70%。同时，明确规定，科研人员享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权益，不因工作单位和岗位变动而丧失。
“种业权益比例改革从根本上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也引导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更接地气。”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告诉记者。据农业部统计，4家试点单位已梳理出635项种业科研成果，将391项成果确权到科技人员，其中共有17项科研成果进行了确权交易，交易额达到7737万元。中国水稻所2014年专利、品种权等成果产出总数90项，比上年多了一倍。
在做好加法的同时，改革也要求科研单位对商业领域做减法，要求“在2015年底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实现‘事企脱钩’”。
脱钩“大限”将至，很多科研单位所办企业正在经历着这种“阵痛”。不过对于《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出台后湖南省第一家完成事企脱钩的湘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来说，却是一个双赢的开始。“财政给的经费不到三分之一。”所长刘伟英说，现在所里将下属企业的固定资产以及独家开发权的水稻品种评估入股，引来外部资金组建新公司，“通过产权吃饭，进行股份改造，这样原有的资产效应放大了。”
“原来科研单位办的企业就像是绿萝缠在树上，脱钩短时间会面临萎缩，但经过阵痛才会有新的希望。”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坚勇认为，“公益性科研院所举办企业，是企业做不大、做不强的方向性问题。也会阻碍种子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
外推内引共同发轫，企业正在登上商业化育种舞台
政策推动人财物向企业倾斜，企业自身奋发图强，大手笔投入研发经费、按实际需求科学确立育种目标、构建“工厂化”先进育种机制……外部推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种子企业迎来发展春天
唐文邦是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现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南希望种业有限公司首席育种专家。每天早晨6点，唐文邦赶到位于长沙市望城区农村的企业育种基地，在田间一待就是一整天；晚上和周末，又赶回学校，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指导学业。
唐文邦的双重身份，正是“8号文件”所提倡“到企业去”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今年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印发《关于鼓励事业单位种业骨干科技人员到种子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引导和鼓励育种人才到企业去做了进一步细化。“目前湖南省从事商业化育种的科研人员超过300人。”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副巡视员王宇告诉记者。
除了人还有财，财政的真金白银也开始投向企业，“2013年以来，我们每年都会从省里得到5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江苏大华种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江玉明说。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主任吴沛良告诉记者，江苏在国内率先启动的省级种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拿出8000万元对有发展潜力的种子企业进行扶持，以5年为周期，“不撒胡椒面、不搞平均主义、不做一榔头买卖。”
企业自身也实打实地在研发上投入。“中种集团每年以超过1亿元的资金用于研发，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10%，与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比例持平。”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工告诉记者，“我们正在‘打井’，打一口‘深水井’。没有研发就没有未来，只有靠自主创制符合农业变革趋势的新品种，才能走出一条转型升级的新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