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品种从哪里来
一个育种家带几个学生育种，难以抗衡大公司团队化育种，大品种呼唤新的育种体系
“这次是动真格了！”听说今年的超级稻育种科研经费只有5万元，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唐文帮吃了一惊。“农业部牵头的超级稻研究项目，从2009年起每年都给农学院水稻所20万元的科研经费，今年减到5万元，听说往后就彻底没有了。这两年我们申报科研项目，在科技部、农业部的申报指南里也都没有育种这一项了。与此同时，省里加大了对学校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经费支持，导向还是很明确的。”唐文帮无限感慨。
该破的必须破，该守的必须守。从20万元到5万元，数目虽不大，意义却非凡。长期以来，我国种业的基础研究世界一流，出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从事育种的科学家和科研单位数量排第一，科研实力也很强，却没能转化为产业优势。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国务院相继出台文件，推动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
5万元科研经费在湖南农大激荡起的涟漪，和种业界进行的其他探索实践一道，搅动着我国种业体制改革的一池春水。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小小种子，不仅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科技进步的最重要载体。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科学家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
市场化进程不到20年的中国种业，尽管成就巨大，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显而易见。
“我国玉米亩产目前只有390公斤，与美国差距近300公斤！而且，孟山都、先锋等公司正在借助现代生物育种技术，计划到2030年将玉米单产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说，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对比。
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我国仅为43%，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60%以上；世界种业前10强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已由2006年的37%攀升到2011年的54%；2001年国外玉米品种占我国市场份额不足1%，2012年已上升到11%。其中先锋公司的先玉335推广面积已达4215万亩，成为全国第二大玉米品种……
该庆幸吗？全国第一大玉米品种——郑单958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品种，全国推广面积超过6000多万亩。但是，中国种业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不停在追问：有了郑单958，郑单968在哪里？未来足以支撑民族种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品种在哪里？我国的育种家数量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全球领先，为何难出大品种？
“症结就在我们的科研体制机制上。我国种子企业只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不是品种选育的主体。支持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就是要改变育种的导向机制与研发模式。当前我们一个育种家带几个学生的课题组育种方式，怎能同国外大公司专业化、团队化、流水线式的育种相抗衡？”农业部种子局副局长廖西元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是‘小舢板’对抗‘航空母舰’、‘小作坊’博弈‘大工厂’，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育种不能只靠偶然。育种是个小概率事件，只有基数大了，新品种选育成功的机会才会增大。”曾在国外工作过的育种家、北京奥瑞金种业董事长韩庚辰告诉记者，国外育种领域早已实现由传统向分子、由个人向团队、由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借鉴这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奥瑞金一年能够筛选1万个自交系、5万—6万个品种组合，每年都能选育出30—50个品种进入区试。一般的科研院所、一两个课题组，如何完成这些工作？
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既要高产，又要抗旱，还要适合机械化操作，需要从更广范围、更大群体中进行筛选。这种变化，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方式来适应它。
品种好不好，由谁说了算
商业化育种要听农民的、听市场的，科研与市场不能“两张皮”
正在进行的种业体制改革，让企业成为创新育种的主体，是对现行科研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能有效解决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