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袋卖与按粒卖，几元与上千元，一粒种子的巨大价差，折射出国产种业的缺(核)心之痛，也刺激着冯锡鸿投入种子研发的“深海”：“如果一直做进口种子的代理，我现在会很有钱、很悠闲。但如今，我们的自主种子挤走了一部分同类进口种子，售价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
这位济南鲁青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找到了缩短民族种业与世界水平差距的“钥匙”。
“旱鸭子”为何下水?
“蔬菜生产的核心技术、被称做‘产业芯片’的制种业一直是寿光蔬菜生产的软肋。我国每年有近80亿公斤种子缺口，需要从国外进口。农民需要高产高效的优质种子，而国内种子企业却生产不出好种子。我们研究一个新品种要十几年，他们国外甚至一年两年就能拿出来。”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暖冬式蔬菜大棚之父”王乐义的这句话道出了严酷的现实。
冯锡鸿更明白种子研发的“潜规则”—— “深不可测”的种子研发以“周期大、风险大、投入大”三“大”特征，吓退了一个又一个志在民族种业中有所成就的理想主义者，国外巨头动辄投入上千亿只为研发一粒宝贵的种子——抢占山头，成王败寇。那就是“无底洞”式的投入，幸运者研发一粒种子“要花上两辆高档奔驰的钱”;而失败者这些钱只能打水漂。
之前，他向老百姓推荐的进口种子，质量虽好但是价格高昂，老百姓的抱怨声让他愧疚不已;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口种子企业代理商，老冯代理的种子价格贵，一粒种子批发出去，到农民兄弟手中就是一块钱。即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不低，但经常受到抱怨，甚至非议。实际上，这时候的冯锡鸿也在繁育一些常规的种子，对外也有销售。他的顾虑，“首先，我觉得种子研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者，我一年钱不少赚，不愁吃不愁穿，动力还是不足。”
他也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知道，“一粒种子一元钱，研发出一粒种子相当于每年收获辆奔驰。”拥有自己的高科技种子是他的梦想。
1999年冯锡鸿最终决定“下海”——增加育种项目。
此时的他，没有经验，没有人才，没有资金，属于“不谙水性”的“三无”门外汉，但还是壮着胆子跳进“民族品种自主创新”的大海里。
种子研发的水太深了
“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以我现有的阅历和成熟度，我可能绝对不选择这个。太难了!种子研发的水太深了!”
研发之路之难，超出他的想象，“最早的时候，我是种子代理商，种子买过来卖出去就完了，卖种子赚钱，卖产品也挣钱，因为我的销售总是比过同行，很多国外大种子公司都找我卖种子，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没那个精力了，我要从事科研。”
但对于一个连“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等基本的育种常识都不懂的人来说，研发太难了，只能对内修炼，对外借力。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原所长何启伟教授搞了大半辈子的白菜、萝卜研究工作，他更了解种子研发的难度所在：“育种本来就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新的材料的过程，一个创新过程，而且要经得起生产的时间考验，品种能不能推广，不是我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了解市场需求，要有你的材料，要有育种技术，要把种子繁出来，要做示范推下去，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这个行业，向来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何启伟说，“主要是看一年搞几代，一年搞一代就是十年才能成功研发出一个品种，一年要是搞两代可能需要六年左右。大体是这个情况。”
而种子研发的难度便在于“材料创新”，“你这个育苗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明确的一个，能不能符合市场需要，能不能符合农民的需要，第二个你手里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材料，育种材料，你要盖房子你得有砖，各种各样的材料。育种材料多了，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育种也是一门艺术。有时候，钱仅仅是一方面，需要经验积淀、需要创造性劳动，冯锡鸿更认为，种子研发是“科学家+艺术家”的结合：
“收集那么多材料进来，经过你的加工改造创新，育出好品种或者新材料， 这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后还需要几方面的条件：一个是你的思路是不是明确，你的材料是不是过硬，你的眼光是不是准确，你的鉴定条件各方面条件是不是科学;然后你把这个好的品种选出来育成，然后你在搞示范和推广，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我说它是创造性劳动，是创新性劳动。所以这个事情是科学家加上艺术家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