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佟屏亚看来，这正是一种虚假繁荣。“套牌正是中国种业脆弱机体上的毒瘤，是种业发展面临的一场生死劫难。”
农业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国内企业合法生产经营玉米种子“郑单958”的只有5家，不合法的却多达四十余家。市场销售的玉米种子“先玉335”超过一半是仿冒，仿冒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到销售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以热销的“郑单958”为例，一家拥有“郑单958”产权的企业在某地区随机采购54袋类958，竟然发现其中42袋为“套牌”。
又如新品种“吉祥1号”，2011年，它在西北地区的制种产量可以播种三四千万亩，但这个品种却只在河南、甘肃两省通过审定。
全国著名玉米育种专家、甘肃省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万廷文，正是玉米品种“吉祥1号”的主持研发者，他曾发现有62家种子公司对其套牌。
“我伤感透了，再不想说。”万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听到被套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些人不讲良心，为了利益，脸都不要了。”
“业内有句话，扎扎实实做研发，种子收割不回来。”要求匿名的一位种业证券市场研究学者告诉记者。
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煌看来，这正是中国现行“农作物品种审定制度”的恶果，“应该彻底否定审定制度”。
佟屏亚对此有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审定品种数量过多过滥，早就将“品种审定”异化为权力的腐败。现行机制下，“审定”早已异化为收费，检测名存实亡。
品种区试和审定链条上的潜规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育种材料靠“拿”，品种区试靠“跑”，审定品种靠“送”，经销种子靠“套”。佟屏亚说，有关部门曾对玉米市场暗访购样，700个品种中有400多个品种疑似被套牌，占比例高达58%。
“中国的品种审定制度是压抑创新，谁创新谁死亡，我们有这个创新悖论。谁创新谁死路一条，不创新也死路一条。”张世煌感慨说。
不同在于，“创新是死在我们的管理体制，不创新是死在跨国公司的屠刀下。”
前狼后虎，内外交困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种业早被视为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但现在，中国种业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已突破750亿元。国内主要的种业上市公司有敦煌种业、登海种业、丰乐种业、隆平高科等。但在国内种业市场中，本土企业市场份额仅占20%左右，其余80%的市场份额正被外资企业瓜分。
“国内无寡头，国外有强手”。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执行副所长阙紫康曾对中国种业现状进行过研究。在2009年的研究中，他如此总结：“中国排名前10位的种子企业市场占有率合计不到15%，最大种子企业的种子销售收入占总体市场的比例不到3%。”
以种子销售收入为例，报告对中国业已上市的7家种业公司与孟山都进行了对比。7家公司2010年合计44.57亿元人民币，孟山都为76.11亿美元(约480亿元人民币)，7家公司加起来不到孟山都一家的十分之一。
更糟糕的是，由于育种理论和技术创新薄弱，种质资源创新不足。中国拥有的有效品种权只有美国的5.3%，日本的13.4%。
“创新取决于三件事，良好的愿望，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充足的经费。”一位要求匿名的证券研究人员说。
现实很不乐观。“我们资源相当的分散。”张世煌说，“跨国公司在国内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员工，包括育种者、中高层管理者。中国最优秀的育种者和管理者都不在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也不在大学，而是在跨国公司。中国的企业根本没实力去挖。”
这取决于经费问题。要求匿名的证券研究学者称，在国外，大的跨国公司研发费用动辄以10亿美元计，而中国最大的一家现在不到一亿元人民币。“前些年的数据还是六千万。”
虽然从数字上看，2009年，我国有种子企业8700家左右——“8000条舢板绑在一起也不会成为航空母舰”。2010年农业部一项调查，“全国种子企业超过九成不具备科研能力。真正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不足百家。”
“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多数种子企业没有研发人员，品种研发在我国90%来自科研院所和高校，国外70%来自企业。”阙紫康的报告说。
中国的种业到底有多落后，从技术可见一斑。上述证券研究学者告诉记者，育种机构大多采用传统常规育种技术，研发体系长期处于“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状态。
与国外种业发达国家集约度高的研发体系相比，我们还几乎停留在手工作业的传统常规育种手段，“一个人在‘种海’里一粒一粒地翻检观察选择，从资源搜集到选系、配组合，育种者都是从头干到尾”。
“一个是在沙里淘金，另一个则是在金矿里淘金。”阙紫康的报告称。研发效率的差距下，结局已经注定，“国外种子公司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国内公司几年才出一个。”
改变尤待时日
这正是中国一直想改变但是没能改变的困境。李国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国外成熟的公司实行的都是“育繁推一体化”，但在中国，科研集中在科研单位和院所，种子发育集中在种子公司，而推广又主要在政府各级推广中心。
“中国的育种的主体和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陈龙江说。他近年关注研究中国种业对外开放问题。
陈龙江说，美国、法国等种业强国，育种主要以种子企业为主体，而我国长期以来以科研院所作为育种的主体，种子企业育种能力薄弱。而科研院所多以科研项目形式开展育种，由于较少引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科研人员对于种子市场的情况不够了解，造成了育种研究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一些研发的新品种难以进行市场推广。
而没有能力做育种研究的种子公司，则直接对科研单位育出来的品种进行套牌，“要么偷，要么模仿”。以此前业绩下降的大北农为例，它公告称，业绩下滑亦跟遭到套牌有关。
这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少种子企业注重眼前利益，不想踏踏实实干。”陈龙江发现，不少种子新品种，只是简单地做一些小改变。原创性的、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种相对较少，依据现有品种修饰改良的品种较多。“不是原始的创新，就没有核心的专利。”
中国政府对此亦心急如焚。此前，中央曾连续出台多项文件，鼓励种业企业间的兼并，也对科研机制进行了调整。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201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曾如此强调种业的重要性。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亲自出席会议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更如此描述种业的重要性。
看起来，兼并已初见成效。2014年5月，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经过兼并重组，中国种子企业总量由3年前的87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5200多家;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企业106家，增幅近2倍;销售额过亿元企业119家，增幅30%;前50强种子企业销售额已占全国30%以上。
也有人对此表示出不同的意见。“现在许多地方的兼并，并非市场的选择，更多是行政的‘拉郎配’，它并不能造就一个航母级的企业。”一位研究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种子协会蔬菜种子分会会长、寿光南澳绿亨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铁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企业要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要生产科研一体化，要给大企业减税免税。这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新的不公平。”
“审定绿色通道”同样被视为不公平的产物。“这是干扰市场竞争。”刘铁斌说，既然放开市场，就应该让市场公平竞争，平等对待。
不过，重要的是，“不能再上下蒙蔽、互相欺骗了。”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说，在他看来，莫云的悲剧，同样是蒙蔽的结果：之前邵根伙的大舅子莫海龙已经被抓，“如果董事长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应该绝不会让他老婆踏上美国的土地。”这名匿名人士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