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支撑着中国农业，改变着中国农民的命运。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谈起我国自主选育和推广的种子时，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如数家珍：“农华101、登海605、隆平206、Y两优1号、新两优6号、济麦22、百农AK5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势新品种研究、开发能力稳步提高。余欣荣说，目前，我国每年推广使用农作物主要品种约5000个，自育品种占主导地位，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玉米和蔬菜85%以上种植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种。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育成专家李登海……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远播中外，他们是专注田畴、饱暖众生的实践符号，不断激励我国农业科技向更深更广领域进军。
截至目前，良种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中的比重稳定在43%以上，种子质量合格率97%以上，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农作物年供种量1000多万吨，为实现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做出了突出贡献。
种业孕育在政策的春风里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业从无到有，逐步实现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36年的种业发展史就是一部种业改革史。
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1978年国务院提出了种子工作“四化一供”的新方针，种业开始“发芽”。1989年国务院颁布《种子管理条例》，规范了种子生产经营;2000年全国人大颁布《种子法》，种子市场全面放开，开启了种业市场化进程;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要求国有种子公司与农业部门政企分开。
如今，种业改革的顶层设计，让种业插上了翅膀。近年来，国家连续三年出台三个文件，对种业发展的支持措施之密集、含金量之高前所未有。
政策扶持，为现代种业指明了方向。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开启了现代种业发展的新征程;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规划出未来种业的发展蓝图;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提出建设种业强国的目标。
财政部联合农发行、中化集团出资15亿元成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减免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所得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家发改委设立生物育种专项，首批投入3.36亿元，支持41家企业提升育种能力;启动甘肃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项目，计划投资7.12亿元建设30万亩标准化基地，促进规模化制种基地的发展。
目前，前10强种子企业年研发投入近6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6%以上。2013年企业自育品种已分别占到国审玉米、水稻品种的50%和47%;企业申请新品种权的数量超过科研教学单位。
中国种业“走出去”
都说洋种子打败了中国种子，其实，这只是市场的一种误读。
余欣荣说，毋庸讳言，国际种子在我国有一定的份额，分品种看，玉米国外品种面积已占到全国玉米面积的10%左右，蔬菜国外品种占15%左右，其中设施蔬菜20%来自国外品种。可见，中国种子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袁隆平见谁都念叨自己的“禾下乘凉梦”，中国的种子，不仅要为中国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还要振翅飞向国外，为千千万万人造福。
中国种业“走出去”，成了中国种业的新使命。
目前，我国种业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国际化水平不断向多元化纵深发展。种子出口规模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14.5%，年种子出口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目标市场日益扩大，不仅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而且逐步拓展了非洲和中亚市场。目前我国种业企业已与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小麦、蔬菜等作物种子贸易关系;种业“走出去”方式逐渐多元化，除传统种子贸易外，投资并购、本土化研发等战略协作型方式正在加快发展。
世界种子大会是国际种业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种业大会，集会议会展、贸易洽谈、行业决策等功能于一体，被誉为种业界奥林匹克。这，是中国种业“走出去”的又一声坚实足音。
“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中国种业在深化体制改革，坚定走市场化道路的脚步声里，孕育着“走出去”的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