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沿袭的传统育种模式就是一个教授带着一帮学生的‘课题组制’，面对的是国际分工精细的‘专业化团队’，这就好比是‘小舢板’对抗‘航空母舰’、‘小作坊’博弈‘大工厂’，根本不是同一个重量级——这也是种业积贫积弱的根本所在。”玉米首席育种专家张世煌言之凿凿地说。
育种方向：紧盯农业生产需求
如何解决“育”的问题？张世煌给出的方案是以企业为主体搞商业化育种，这也是世界发达国家种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商业化育种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育什么种子，不是听专家的，而是听市场的。要紧贴农民种植习惯，农业生产需要什么种子，企业就培育和生产什么种子。”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廖西元说，“企业能最快、最准确感知农业生产需求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是根本解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果送到千万家’这一导向机制的关键，因为如果企业把论文写在刊物上，那就是泄密；如果企业不能把成果送到千万家，那它一定会倒闭。”
隆平高科总裁彭光剑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隆平高科正在改革育种机制，公司在上半年成立了一个“育种方向决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公司决策层、生产人员、销售人员占2/3，研发人员占1/3，育什么品种不是由育种家说了算，而是综合生产特点、经济性状、消费者需求等系统指标确定育种目标。
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做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公司采取定期召开科技工作会的形式，直接把农民和经销商都请来和企业的科研人员座谈，让科研人员充分倾听来自市场终端的意见和需求，从而为下一步育种指明方向。
和隆平高科、惠民科技一样，越来越多的种子企业开始面向市场终端，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机械化作业、设施化栽培、高产优质多抗、适应性强的突破性新品种。
在育种方式上，企业也开始从单个育种人员负责筛选、配种、品比等选育全过程向工厂化育种转变。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梅元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公司具体从事科研育种的人员有明确的分工：有的负责亲本选育、有的负责配组、有的负责品种测试，各个环节互相衔接密切配合，组成一个商业化育种体系。
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提高育种效率，稳定团队，也有利于种质资源的保护。孙梅元向记者做了个假设对比：在传统育种团队中，领头的育种家走人不干了，可能把整个科研成果也就带走了，整个团队几乎垮掉，再找人来也代替不了他的位置；如果在商业化育种体系里面，即使是领头的育种家，也只负责一个环节，走了一个，可以找另外适合这个领域的人才来替代。
而且，他自己掌握的也只是这个环节，不是全部，不会造成种质资源的大量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