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农经济”强韧性与现代农业的小农形态
现代农业经济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的尚无定论的抽象概念，在当前主流的话语中，美国的大农场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样板。于是，与大规模、高机械化率相对反的小农经济自然成为了现代农业的改造对象。
现代农业当然意味着商品化的提升，但是在农业经济史的研究中，农业商品化的加速并不对等于小农经济的消退，在二十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过程中，小农经济以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两种主要形态在继续发展，并最终由“牢固性”更强的家庭式农场取得了主导位置。中国传统小农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农业商品化的增加而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恰好相反，中国小农通过劳动力的密集型投入，在降低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产出率的提升，不过，土地增加的产出被更高的人口增长率所吞噬，由此便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型增长”。这种高度内卷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集体主义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结构和农业结构”这“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中国农业发展才迎来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
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商品化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农业资本化的发展。但中国农业经济的历史实践表明，资本投入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排斥。于是，在当代中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广泛地出现了资本投入增加与劳动雇工低比例同时存在的“悖论”，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农业发展特征。也就是说，在现代小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小农生产所包含的资本投入程度已经相当深，甚至在部分地区，家庭农场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化后成为一种独立的农业经营主体。
由此，无论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还是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独有特征，都表明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现代小农经济生产对现代农业科技的运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构成了新时期小农经济强韧性的重要表现。如果以农业科技运用和资本投入程度来衡量，现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实质上也构成了现代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而以家庭劳动力生产为主的自耕农业经营完全是现代农业经济形态的一种。那种将现代农业经济与小农生产对立起来的认识，实际上是受到了既有农业现代化理论和某些国家农业发展历史经验的误导。
更为具体的农业生产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安徽繁昌某地的农业经营可以按照自耕农合经营农两大类别划分为小规模自耕农、中等规模自耕农、自耕大户、小规模经营农、中等规模经营农和经营大户六种类别。按照现阶段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效益的指标，即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三大指标来衡量，自耕农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土地生产率普遍高于经营农，自耕农的单位产量要高于经营农20%—30%，其中中等规模自耕农的土地生产率最高。由于自耕农将劳动力投入不计入成本，加之机械投资和产量差异，自耕农的收益基本上要高于经营农，经营农每亩的纯收入在400元/亩—500元/亩，如果计入土地租金成本，种植规模在200亩的小规模经营农收益微薄，中等规模经营户和经营大户基本无利可图。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具有弱质性，其原本就不是一个具有规模效益的产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抵抗市场风险不仅没有改善作用，反而增加了农业本身的经济风险。与所谓的现代规模经营相反的是，小农经济不仅土地生产率高，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而且具有显着的经济收益，并且具备强有力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
（三）弱质性“小农经济”与经营规模渐进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中国的农业经营形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四大类，其中前两者的劳动主体为自耕农，后两者的劳动主体是经营农。按照经营情况的差异，农业经营主体还可区分为更为细致的若干类别，小农经济的农业经营形式由留守农业和中农构成。
主流农业经济理论认为，留守农业和中农属于传统农业，具有落后性，其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远不如以资本和大机械生产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实际上，农业生产行为具有特殊性，从农业的产业性质、资产专用性、组织管理费用、市场交易特征和垄断利润等方面来看，农业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具有显着规模效率的产业。也就是说，小农经济这种农业经营形式与所谓的农业规模效率本身没有直接相关性，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更为优化的农业经营形式，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也不会得到显着改善。因此，从效率决定的角度来看，当前的小农经济是完全有效的。
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农业人口必然大量减少，从目前户籍城镇化的年增长率来看，农村人口转移为城市人口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过，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使得离开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将会不断扩大，未来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将会不断减少。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具有必然性。
土地经济学习惯于从抽象的土劳比数据关系来讨论农业经营规模问题，简单来说，农业劳动力离农率决定了留农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增加率，两者高度正相关；同样，农业劳动力离农率的改变也决定了受地者承包地的增加幅度，两者高度正相关。因此，在农业劳动力离农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也必然会不断扩大。然而，农业规模经营的增长具有渐进性，美国农场总数在1935年达到最高峰，为681.2万个，每个农场平均面积为155亩，到1980年，农场总数降低到242.8万个，平均规模扩大到429英亩。也就是说，美国农场规模经历了长达45年的演变，才逐渐实现了美国式的农业经营规模；而且自1980年代以来，这种农业经营规模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从农地规模经济实现的条件来看，生产工具、土地、人地比例、集约经营程度、农业经营者的能力、社会条件、经济制度、农业生产经营的单位的外部条件（社会化服务发达程度）、国家政策等，都是制约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的基本因素。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离农率已经相当高，按照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7.3%的差距，全国约有2.37亿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生活，约有6.74亿农村户籍人口在农村生活，因此，农村人口的离农率达到26%左右。按照农业经济学原理，在劳动力离农率较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会有一定扩大，但我国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是，离农人口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随着土地使用产权的高度确定和稳定，土地产权的整合利用难以达成，村庄内部的农地集中利用和规模利用无法实现，也就是说，农地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自然扩大。总体来看，就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决定和小农经济的规模效益而言，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力军，理应成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主动选择。
四、小农立场——对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的反驳
基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偏差性判断，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主张从积极推进城镇化着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而鼓励资本下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然是其题中之义。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最主要的理由在于，农村的人财物大量外流，农业经营出现了严重的主体缺失危机，为了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必须要引入农业资本，通过现代化的规模经营来实现农业的稳定和发展。
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更多的是从农业来思考问题，其在农民与农业、农业经营主体危机、粮食生产能力农业经营规模效益等方面存在诸多具有误导性的前提预设。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上述前提预设导致了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三农政策主张。“小农经济”理论主张从保护型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就目前的国情、农情而言，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仅是当前农业经营的基础和主流，而且也应该成为未来长期坚持的主动选择。以下本节将从小农立场来对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进行简要反驳。
（一）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
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人多地少，相对资源贫乏，中国农业需要为约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食物保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无法实现粮食自我供给，全世界也无法有效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从国际环境来讲，中国人口数量的庞大和世界粮食剩余的有限决定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必须要实现粮食供给的自主化，否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安全问题首先是数量问题。食品安全尽管也很重要，但不关乎最基本的国家战略安全，就此而言，我国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是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就意味着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与此同时，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是中老年农民，农业开始变为老人农业。不过，就目前的农业发展形势来看，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增收，总体形势良好。就目前来看，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依然是传统农业，或者说，我国的传统农业构成了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
就目前的粮食安全现状而言，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就目前的主流三农政策而言，如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多就是在减少传统农业经营形态后，在大体上维持一个较强的粮食生产能力。那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即一方面，城市里存在2亿多的农民工，这部分人口中的多数存在返乡的必然性和突然规模化返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农村6亿多人口的生计问题，土地对中老年人的福利供给效益远高于土地的租金收入，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过程中，强推型土地流转将迫使务农户进入强制商品化进程。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不仅提供了不错的粮食生产能力，而且解决了由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所形成的社会稳定问题。即便农村现代化的规模经营能够更好地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农村人口的基本生计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注定是只注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所无法看到的。因此，就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未来的国家现代化发展走向来看，农业问题重要却一直能够得到好的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却始终面临危机。
（二）家庭经营与粮食安全问题
目前，老人农业中的“老人”被界定为45岁的农业劳动力，因此老人农业的说法本身并不科学，按照现有的农业机械水平，60岁的老人可以较为轻松地耕种20亩小麦或10多亩水稻；再加上目前农村中的中年务农劳动力，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问题，或者说劳动者素质问题本身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老年人进行农业种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对于农户而言，因为劳动力投入不计入农业成本，农业收益也十分可观。
与之不同的是，资本化规模经营需要投入农业机械和雇佣劳动力，资本化规模经营的总产量主要源于其种植规模，而非土地单产。调查经验显示，小农的全员生产效率要远高于家庭农场和工商企业，其原因在于，家庭农场和工商企业需要雇工，雇工一方面增加劳动力成本并产生了劳动监督难题，而劳动监督在降低单产的同时又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家庭经营的单产要远高于资本化规模经营，家庭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不会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不足，依靠家庭经营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完全有可能。
家庭经营并非没有问题，当前主要的农业生产问题集中在产中环节，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村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太弱，因而导致农民在灌溉、机耕道建设、植保等方面难以进行有效合作。也就是说，国家应该着力为农业生产的家庭经营提供有效的产中环节服务。
（三）“中坚农民”与资本下乡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导致了中农的形成，中农在当前成为具有独特意涵的农业经营主体。尽管全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显着，但中农群体广泛存在。以水稻主产区为例，中农的种植规模大概在20—30亩，在村庄中的大致比例在10%左右，中农一般不会远距离打工，而大多会选择在农闲时节就近务农工。目前，中农在村庄社会阶层中具有较为稳定的比例，但是更微观地来看，中农具有流动性。就是说，因为中农所耕种的土地来源于离农户，离农户有的是外出打工的中青年劳动力，有的则是进城照顾小孩的老人，这部分离农户随时都可能回村，一旦回村，中农不可能强制性地继续维持原先的种植规模，而只能退回流转的土地。因此，中农尽管在人口比例上比较为稳定，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农都能够始终如一。
尽管如此，中农的出现却十分重要，在村庄人财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中农不仅使得土地能够保持地力，而且能够在村庄中发挥巨大的治理功能。中农能够流转到土地，大多依靠较好的人际关系，种植一定规模的土地，中农会积极参与和关系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此一来，中农的存在使得不断空心化的村庄社会有人情、有活力，有关心村庄发展的社会群体。因此，从村庄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农具有中坚价值，是村庄社会中的中坚力量。中农退可以成为小规模自耕农，进可以成为自耕大户，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留守经济”中经营形式最灵活最有活力的农业经营主体。
当前“四化同步”战略的具体举措之一就是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这就为资本下乡提供了便利和渠道。就经济作物特别是都市农业圈的蔬菜和高端水果种植而言，企业资本下乡进行农业种植完全可行，经济作物投资高市场风险大，只有资本实力雄厚的农业企业才能构成这类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但是我国大部分的农地还是以粮食种植为主，粮食种植低收益低风险，资本下乡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种植毫无收益可言，更多的龙头企业是通过粮食深加工来获取利润，其中不少企业是借机套取国家的各种粮食补贴和农业项目。农业资本在粮食种植环节无利可图，这由市场规律和农业的产业结构所决定，资本下乡实际上无法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
如前所述，我国农业种植经营模式是典型的小农传统，这种农业经营与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直接相关。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人口大量外流，使得农地经营的规模有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历史契机，但是打工经济具有非正规性，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不可能全部成为城市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务农人口还存在相当高的比例。重要的是，原本具有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使得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对于进城务工的2亿多农民来说，农村的耕地、宅基地和住房均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而目前国家对城市资本下乡的限制，无疑构成了对这份社会保障的基本保护。
积极的城镇化战略需要思考的关键是，城镇化率重要还是城镇化质量重要。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却质量偏低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远比城市内二元结构要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就目前的小农经济发展现状来看，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户家庭能够获得不错甚至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温饱问题可以说早已解决。现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倒是在于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维持和村庄内部的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