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未来如果进一步扩大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将面临什么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郑风田:其一是农产品目标价格确定的依据该多大程度上参考国际价格，政府在设定农产品目标价格时，如何平衡国际价格。
以大米为例，目前全球的大米主要出口国是越南、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等。除泰国外，这些稻米出口国的农民收入都不及我国农民收入的一半。如果按照国际米价出售，对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合适的，但对我国的农民来讲，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销售，估计就会有大量的农民都不再种稻了。另外两个大宗农作物是小麦与玉米。如果这两个作物目标定价也是以国际粮价为基准，这样做对中国的小农也是不公平的。我国的小麦、水稻两大口粮，只能和日韩等小农经济国家相比。如果按国际粮食价格来制定中国的价格，中国的农民都会放弃土地的。如果我国不坚持粮食自给的战略，大量从国际市场采购，估计13亿人口的大国效应会把国际粮食推高数倍，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仅静态来看待国际粮价。
其二，目标价格制定要考虑粮食的比较收益。近年来我国农民种粮的生产成本快速增长、农资价格不断攀升，种粮比较效益下降迅速。农民在进行粮食生产时是有机会成本的，目前我国粮食在官方话语中是最强调的，但种粮农民的收益却是最低的。如果长此以往，会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其三是收贮的最优规模。目前收贮制度导致中储粮一家独大，企业收储、农民收储的积极性都被严重抑制。导致最低价收购政策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占用的财政资金惊人。如何破除垄断，调动企业、农民与地方的积极性，需要综合考虑。
记者:对于如何更好地进行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您有什么建议?
郑风田:其一是要继续增加对农民、种粮大户、产粮大县的补贴。因为在粮价不能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增加补贴可以减少农民的机会成本损失。目前我国的城乡、工农收入差距愈拉愈大。农民收入的一半来自于种地，如果种粮获得的收入太低，就会影响到我国农民收入的整体提高，导致我国工农收入差距愈拉愈大。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应该通过补贴增加农民的收入。国家要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耕地保护补偿，加快让农业获得合理利润。应该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
其二要继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虽然是我国居民最重要的主食，但在目前的所有农产品中却是最不赚钱的。它的价值在价格中没有反映出来，说明目前我国的粮食定价机制还需要改进。未来在制定粮食价格时，不能仅仅看国际粮价，还要借鉴日韩等国的经验，否则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甚至会引起粮价大幅波动，影响社会稳定。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小麦、水稻等主粮是应该继续实行临时收储政策，还是进行目标价格改革?
郑风田:粮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应该是政治经济问题。所以粮食的目标价格也不应该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更应该考虑农民的收入、价格波动与社会稳定问题。
目标价格改革比较适用于棉花、大豆、油菜籽、食糖等非主粮品种，而对于三大主粮，尤其是小麦、水稻两大口粮，应该持审慎态度，以免影响甚至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进而引发国内粮价出现大幅波动，导致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