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初步核算的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公布，舆论对第三产业比重提升欢欣鼓舞。然而，有一个数据及其含义，却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是关于农业的数据。
此次数据显示，农业占GDP比重进一步降至9.2%。而在此前的2013年，此项数据初步核算为10.0%，在2014年12月调整后下降为9.4%。中国已经稳步进入第一产业占比在10%以下的新阶段，下降趋势还会继续。
这显然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的成果。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存在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处于发展失衡过程中弱势一侧的“三农”(亦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尖锐。中国已经越过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进入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正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问题。即将公布的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因此给人以巨大期待。
中国面临异常复杂的“三农”问题，这既是发展阶段使然，也是特有的体制机制的后果。从1958年正式建立户籍制度算起，中国采取城乡分明的二元体制，已有近60年的历史;近30年来虽有局部改进，但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亟待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公共产品匮乏、基层治理失效，等等。由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久久趑趄不前，事实上也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形成掣肘。
至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虽然实现了“11连增”，但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更为尖锐。由于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出来。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决策层已意识到当前的四大难题：一即“天花板”，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全面超过国际价格。二是“地板”问题，农产品成本仍在不断上升。三是补贴“黄线”。中国加入WTO时承诺，与农产品现期产量、面积等挂钩的直接补贴等对贸易有较大扭曲作用的“黄箱补贴”不得超过产值的8.5%，据测算，中国已经到了这条“黄线”。四是生态环境对农业亮起了红灯。四面碰壁，中国农业显然难以按照原有道路走下去。
直面四大难题，意味着解决问题不能再依赖单纯的“补贴政策”，必须在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下功夫，通过改革压低制度成本，释放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活力。应当看到，中国目前的农业补贴率已经高于美国，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对于中国不应、也没有条件走日韩式高补贴农业道路，政策研究界早有共识。由于庞大的历史欠账，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投入应更多用于治本，用在农业基础设施、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农业科研、农民市民化等重要环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不可能例外。
当前，中国已经在棉花、大豆两个品种试点补贴制度改革，政府不再搞直接的“贴市收购”，而是让价格随行就市，补贴差价给农民。这有助于解决目前极为棘手的国内外价差问题，也可以改变产业链的扭曲状况，使农业生产由生产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试点第一年，遇到棉花价格大幅跌幅、补贴过多等问题。不过，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不应动摇，要避免重蹈市场波动一大，改革就走回头路、重入死胡同的覆辙，在试错纠错中不断完善具体操作办法。
在未来“三农”领域的改革中，产权这一核心问题则不容回避。惟清晰可流转的产权、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可以全面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无论是中国现实，还是历史，抑或动辄被引为教训的拉美，都清晰表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才是造成亿万失地农民的主要原因，出路正在于建立法治下的市场经济。
目前，在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产权设计下，经营权流转普遍存在时间过短的问题，影响了流转效率和农业投入。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在确权基础上落实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并试点允许使用权转让。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改革也应该推进，这既可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使其积累进城和创业资本，也可盘活土地资源，并倒逼城镇化路径改变和政府转型。
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对集体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也应尽快推进，做实农民的所有者地位，保障其对集体资产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中国在解决“三农”的过程中，“粮食安全”也曾是延缓改革的一大顾虑。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以全球视野确立自身粮食安全框架，对于中国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行的。传统的“高粮食自给率”惯性思维必须改变。只有积极主动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多元化进口，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全面提升农业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中国才能真正进入粮食供给的无忧之境。
中共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强调，这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三农”自是其中之“锚”。距离目标期限不足六年，而改革任务依然繁重。有专家日前在财新峰会上警示，“如果最后用平均数掩盖农村发展的滞后，是对不住农民的。”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坐而言已然太久，现在已到起而行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