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 中国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两个基本功能： 第一，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第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证。那么， 这1 万元能不能起到替代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作用呢？ 如果起不到这种作用， 那么， 农民今后的生计到底怎么办？ 而农业土地就是在这样低水平的估价下被大量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据了解， 2001 年， 各地各级政府收取的国有土地出让金达到了1200 亿元， 2002 年达到了2400 亿元， 2003 年到9 月底就已经达到了2490 亿元。农民从中到底拿到了多少补偿？
征地方面存在的第二个突出问题就是征地的权力使用太滥。法律规定， 为了公益事业可以征地。但是， 所有的非农建设用地都是通过征用的办法获取的。也就是说， 为了经营性的开发， 为了房地产商的利益， 政府也在征地。这些被征走的、农民得不到充分补偿的土地， 其实相当大的部分并不是为公益所用， 并不是为全社会的老百姓共享， 而是为一部分地皮炒家、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带来了巨大利益。当然， 也有相当部分转成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性收入。
多年来， 尤其是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明显加快之后， 通过土地被征用， 农民到底对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 可能还没有人能算得清楚。但是， 笔者自己估计， 这方面农民做的贡献至少在2 万亿元上。
第三个方面的贡献就是农民工。现在， 流动进城打工的农民总量在1 亿人上下。且不说其工资是不是合理， 至少有一条： 由于他们是农民工， 也就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首先， 一些大城市的市长们经常在讲， 城市发展很快， 人均GDP 达到了3000 美元甚至4000 美元。但如果问他一下， 是否把在其城市中打工的二三百万甚至三四百万的劳动力都算在分母中来平均了， 他就无言以对了。他没有把进城创造财富的农民工算在人均GDP 中。那么， 同样的道理， 这么多农民工进城， 在当地纳税， 在当地创造财富， 但是， 当地财政所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中几乎没有给农民工的份。例如社会保障。大量的农民工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地方强制性地要求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障。现在， 对每一个职工所建立的社会保障， 有一个个人账户， 有一个统筹部分。在做得最好的地方， 职工离开时可以把个人账户的一半拿走， 另一半也拿不走。所以， 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各地所缴纳的社会保障实际上主要用于城镇职工了。就这一块， 农民每年至少损失两三千亿元。所以， 可以说， 在目前的中国， 城市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了无偿占用农民的大量财富。这种状况使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奇怪，到北京到上海， 到广州到深圳， 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怎么也不相信这里还有几千万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村人口。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 那么对农业的发展、对农村的发展显然都是极其不利的。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非常清楚， 就是引导资源配置的规则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 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然在顽强地起着作用， 因此，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那么， 怎么才能改变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以至最后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运行规则， 使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能够趋于合理， 使农村和农民能够有权利获得足够的或者说必要的资源来推动自身的增长， 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非常突出的一个大问题。
资源配置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几个问题。2001 年， 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有个研讨会， 题目叫做<<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这似乎很奇怪， 到了21 世纪， 人们还在讨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 不过， 笔者觉得非常有意思。当然，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同上世纪80 年代相比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 从过去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中至少有三点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这两种模式从增长方式、增长结构丧比较， 第一点差别是谁配置资源。在80 年代的苏南， 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和准政府手中， 政府就不用说了， 准政府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农户个人掌握不了资源。从温州当时的情况看， 之所以能出现这么活跃的经济，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户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想象、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掌握资源、去创业、去发展。因为有了这种差别， 所以在80 年代， 去温州， 人们能感觉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当老板； 去苏南， 人们能感觉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盼着村里的书记能跟吴仁宝一样聪明能干。因此， 谁支配资源， 决定了这个区域、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有活力。第二点差别是谁积累财富。同样的道理， 苏南是集体在积累财富、政府在积累财富； 温州就不是这样， 是一个个有生机、有活力的企业在积累财富。那么， 尽管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规模在积累财富， 由于掌握和支配这些财富的机制是不一样的， 所以， 再使用这些财富的效率也是明显不一样的。第三点差别是政府干什么。在温州， 大家都公认政府是一个 小政府！， 政府也非常清楚它就是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的。而在其他很多地方， 政府把企业家的职能 背！过来了， 却把政府的职能忘记了。政府的职能就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提出来的一样， 主要是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那么， 这几个方面的错位是导致我国整个资源配置出现不协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具体地讲， 就是政府和官员在支配资源， 政府和部门在积累财富， 而政府到处去找项目、要投资。这样一种错位才导致了整个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三、中国经济的现实迫切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非常骄人， 1978~ 2002 年， 中国的GDP 在24 年中平均保持着每年9. 4%的增长水平，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 必须看到， 这个高增长确确实实掩盖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上述的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就是总会有一天无法回避的一大矛盾。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 这么高的增长水平， 到底依靠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两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市场容量， 能够吸纳所创造的财富； 一个是要有足够的资源， 能够支撑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中国是否都具有、是否能长期具有这两方面的因素， 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2003 年夏天， 可能中国所有的经济发达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缺电的巨大困难。这提醒我们， 在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后， 中国的能源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每年要进口石油七八千万吨；2003 年的煤炭产量可能会超过16 亿吨。如果中国经济要用更快的速度增长， 如果要继续这样的能源消费， 那么， 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能源对我们是不是能有足够的支撑， 这可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的钢材消费增长也非常快， 尽管还要进口， 但自身钢材产量的增长非常惊人。然而， 国内的铁矿资源在不断地减少。现在， 中国的几大钢铁企业用的都是进口的铁矿。所以， 不改变增长方式， 经济的高速增长很难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