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农业承担了两种基本的社会功能。
第一种就是农民家庭的再生产功能。这个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这项基本功能保持稳定，那么我国农村社会就能够保持较好的秩序。家庭再生产功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托村庄进行生产和生活。
其一就是村民依托村庄进行生活。历史上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发展，村庄成为了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及基本单位。这种基本的农村社会形态即使是到了近代，经历了各种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也依然如此。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拥有一套丰富完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体系。政治上，村庄内部形成了自身的权威认同，社会文化上，地缘、血缘、趣缘都构成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经济上，土地一般是村庄内部进行分配的，各种生产工作也在村庄内部完成。就这几个方面而言，土地是村庄完整性的核心要素，农民只有在村里有自己的土地，他才能在村庄中过着完整的生活，才在村庄里面有一种存在感和归属感。在这个方面，陈锡文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是典型的用村庄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农业生产因而具有了社会学上的意义。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村庄与土地的联系完全被切割，那么农民的生活势必受到很大的冲击。
其二就是村民依托土地进行生产。传统上，土地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土地因而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当前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土地上的收入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经验类似，我国的农业也出现了明显的兼业化趋势，因此农户的收入一般包含两块，一块是中老年人在家种田的农业收入，另一块是青壮年在外打工的务工收入，农村形成了建立在代际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样一种半工半耕的模式，将会持续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所以如此，在于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且大多缺乏基本的技能训练，被吸收到二三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只能获得低廉的报酬，其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家庭的再生产，这就迫使他们依靠中老年父母的务农收入来增加整个家庭的总收入，黄宗智将此称之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因此，只要我国农村劳动力没有大量减少，只要农村劳动力要素还不能配置到更高层次的二三产业中去，那么村民就还要依托于农村土地进行生产。
第二种就是全社会的农业产品供给功能。
进入到近现代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不断降低的规律，当前我国农业产值大概占整个国民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农业又是基础性产业，也是战略性产业，农业的基础不稳固，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厦将为之动摇。特别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来说，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更是显得尤为突出。
农业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农产品。我国现有耕地不到19亿亩，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每年还在不断减少。在这极其有限的耕地上，首先是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的重视及投入增加，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的实现了十连增，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总体上来讲我国的粮食供应呈现出偏紧且不断加剧的趋势。由于我国巨大的粮食消费量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因此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产出水平就显得极其关键。从国家的角度，它希望保持土地的高产出率，从而确保土地的总产出水平。但是，近些年我国农业的兼业化现象越来明显，特别是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越来越多，这种兼业户由于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很低而不重视农业，因而出现降低土地复种指数甚至出现撂荒的现象。很显然，我国的农业兼业化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和深化，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将会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再加之，我国的农业不仅仅要确保较高的粮食自给率，而且也要供应较为充足的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也需要一定的土地面积进行生产，我国总的耕地面积就那么多，非粮作物与粮食作物各占耕地多大比例也需要国家的大致控制。因此，从农业的社会属性上看，农业就不单单是农户的个人经济决策行为，它也要求国家对农民的生产进行一定的控制和调节。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民需要依托村社生活，依托村社土地进行生产，正是因为村社和土地的存在，他们得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同时，农民通过农业活动还承担了向全社会供应农产品的社会责任，土地的使用权虽然属于农民且能够自由地利用，但是从对国家整体有利的角度，也必须接受国家的相应调控。我国农业的这两种基本社会功能既相互联系也相互矛盾，换句话说，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从农民尤其是小农的角度看，他们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完成家庭再生产，农业、农民和农村是不可分割的，而从国家的角度看，主要考虑的是农业如何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两者之间虽然有张力但是决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