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农业偏重倾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我国农村建立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制度设计试图达到两个目标，一是保护家庭的经营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二是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内部合作的方式解决单个农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情，也就是要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统”。应该说，这种制度设计兼顾了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和农业长远发展的双重要求。但是在大多数农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统的功能不断削弱甚至于基本上丧失，我国的农业因而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时代。分散化的小农经营模式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诸如小农生产过程中往往善分不善合，集体行动困境导致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小农对于新技术和知识的需求有限，县乡的农技服务很难与其有效对接，不利于农业的长期进步和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小农根本无法与市场对接并且缺乏谈判能力，不仅不能增加利润，反而经常受到市场风险的冲击。
很显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业经营的规模。而提倡适度的规模经营也恰恰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涵义之一。只有农业经营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农业机械化、新技术、新品种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广，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落实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主要就是大力推动土地流转进行产业化经营。近年来各个地方都出现了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可以视为这种思路的表现。从各个地方的实践看，目前正在推动的规模经营也确实达到了部分效果，比如规模经营后一定程度上解决小农生产环节合作难及与市场如何对接的问题，在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控制化肥农药等有较明显的表现，还比如依靠资本投入对劳动力的替代，过密型农业模式被打破，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又比如政府通过政策性补贴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土地的总产出得以提高从而有利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然而，土地的集中经营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一是地方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具有经营规模越大越好的倾向，一旦超出家庭经营的适度规模，土地的生产率大多是下降的，这与国家的政策目标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其次是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主要是村庄中的中老年劳动力，尽管他们能够获得土地租金，但是他们却失去了农业劳动的机会，他们或者被迫出去打工，或者就只能在家里彻底闲下来，这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模式面临着挑战。其三是打破了村落结构的完整性，土地大规模甚至是整体性流转以后，村庄就失去了生产的功能而只剩下居所的功能，村庄生活节奏也被彻底的打乱，农民的行为模式及农村的社会秩序随之进行调整。以笔者在湖北孝感的调研发现为例，实行整村整组土地流转以后，农民对于土地租金的敏感性大大增强，原来在村庄中的种田大户由于负担不起上涨的土地租金而被迫退出农业选择外出打工，村里的老年人则是整天无所事事，他们虽然有土地租金但是还是比不上自己种田时候的收入，大多数村民感觉自己的福利水平相比于之前是下降的。以上种种问题都可见诸于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少农民的大量显性或隐性的反抗行为。
就当前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做法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看重的是农业规模经营带来的正面效果，而对于其所引发的上述问题则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要么是简单地认为是少数农民觉悟不高，或者是即使存在问题也是发展中的小问题。笔者认为，就像“农业现代化”口号本身所暗示的一样，它明显的是更多的站在农业的角度来看问题，谈农业多而谈农民、农村少，具有比较明显的农业偏重倾向。从政府的角度看，农业首先是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搞农业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因而它偏向于农业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但是，须要清醒认识的是，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仅不可能绕过农民和农村，而且很大程度上农业现代化取决于它们。如果是片面地追求农业现代化进而单兵冒进，那么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在这个方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