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比较效益低，流转土地“非粮化”较为普遍。2011年，种植苹果、蔬菜、花生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4612元、2558元、723元，而种植3种主粮的平均收益只有251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手流转土地后“非粮化”现象较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1.56亿亩，占总流转面积的56%。截至2013年底，有些种粮大省土地流转后“非粮”比例增加了20%—30%。
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新挑战
调查显示，目前城市居民感到最不放心、最不安全的社会问题是食品药品安全。因此，中央1号文件专门部署“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因素多。一是农业生产环境影响。据专家估算，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二是农业生产技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非科学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现象屡见不鲜。三是经营方式及市场影响。我国有2.5亿农户和约50万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分散经营的模式很难实行标准化生产，在利益驱动下农产品质量控制往往被忽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条中，种、养、收以及初加工等环节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相对于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加难以控制。一方面，化肥、饲料、农药、兽药等各类投入品使用的技术千差万别，生产经营者众多，农产品种类繁多，难以全面监管。另一方面，农产品中微生物、重金属、兽药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指标，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再考虑成本等因素，难以全面检测。
确保我国农业安全的对策
农业安全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必须按照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总要求，从战略高度积极应对。
完善农业产业安全战略。在涉农国际贸易谈判中坚持粮棉油糖关税税率不减让、关税配额不扩大、农业“黄箱”支持空间不削减。加强产业损害预警，积极利用“两反一保”措施，使贸易救济常态化。研究建立农业产业损害补偿机制，加强对国内产业的贸易补偿，对因进口农产品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农业产业和农民提供补偿性援助。
实施差别化的粮食安全战略。根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区分口粮、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的不同需求特点，明确国内必须保有的基本面积和基本产量，确定农业支持优先重点。合理确定粮食进口预警阈值，运用有效手段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适当。
强化农业支持战略。一是完善财政支农长效机制。探索“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财政支农政策，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得到更多补贴。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二是明确金融部门支农责任。明确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和服务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加大国家对涉农贷款的补贴支持力度。三是明确大型涉农企业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责任。对经营大宗农产品且达到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实行强制性信息报告制度和库存储备制度，规定规模以上粮油经销企业必须建立相应规模的粮食安全储备库存，明确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法定保障责任。
推进农业“走出去”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完善农业“走出去”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组织和监管。一是抓住重点环节，突出重点领域，主攻周边国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二是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充分利用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和节奏，稳定进口来源。三是把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提升“走出去”对象国的生产能力，为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夯实基础。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市场交易，争取掌握粮食价格国际话语权。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战略。一是加强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明确农业部门在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监督、认证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农业部门对违法违规农产品的处罚管理。二是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加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养殖小区、示范农场、出口产品及原料基地建设力度，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管理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素质。三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技术的应用，实行优质农产品标签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