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副其实的农民合作社并不多
据《中国工商报》报道，截止到2014年2月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100万家。然而，业内和理论界都清楚，在如此数量庞大的“合作社”中，真正名副其实的农民合作社并不多。
其实，区分鉴别农民合作社和普通农业公司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看它们的经济利益格局如何设置，这主要有两条：一看它是否保持了农户家庭经营。只有保持了家庭经营，农户才有自己的农产品向合作社销售，也才能够根据该销售额（或销售比例）分享合作社统一销售或加工销售后的利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这种“二次返利”的比例“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没有家庭经营，农户也就失去了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法律规定的农民合作社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员为宗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原则，也都没有了根基。
二看它是否对外盈利、对内为“非盈利经济组织”。与普通工商企业不同，“农民合作社自身并没有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但它谋求社员利益最大化。为此，它对外为全体社员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内按照‘平等、公平’原则分配利润。所以，世界各国对农民合作社的性质定位都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赢利组织’，并以此作为其享受政府政策优惠的基本依据”。因此，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全部盈利最终都要由全体社员分享（这主要通过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大比例“二次返利”，以及无偿为社员提供如技术、培训、管理等服务来实现）；相反，若合作社为“能人大户大股东”、龙头企业或各类公司等创办主体带来其独享利润，它就不是真正的农民合作社。
实际上，这些名义上的“合作社”，都是一些常见的“农业公司”，属于普通工商企业，而所谓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其实就是“租地农业公司”。这些农业公司，都是市场经济需要的。它们对于组织农户，实现农业产业聚集，实行农业产业化，都具有积极意义。即使站在农民合作社制度的角度，也不可以否定它们的经济功能。
现实的错位在于，它们不应该注册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而应该注册为普通的工商企业。当然，作为普通工商法人，而不是合作社法人，它们不能占用并享受国家针对农民合作社的优惠政策。
造成这种现实错位的主要原因有四，（1）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没有规定农民合作社的实质性要件，如缺少上述“二次返利”及其比例的规定。其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规定了这些实质性要件，作为配套的“登记管理条例”不再“赘述”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具体的登记事务中，事实上并没有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严格区分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与普通的工商企业，这给那些“拦截国家对农民合作社优惠政策”的“假合作社”留下了空子。（2）基层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农民合作社的手续和程序往往参照公司注册登记，并在其基础上简化，缺乏有针对性的程序和制度，尤其是缺乏按照前述两条实质性要价认定真假农民合作社的“年检”制度。（3）工商部门窗口工作人员缺乏农民合作社基础知识，不理解“合作社法人”与“工商法人”的本质区别。他们对农民合作社的认识主要来自对公司的认识，因而不具备识别真假合作社的能力。（4）此外，主流经济理论对农民合作社制度的研究和认识不到位，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二、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典型
面对真正名副其实的农民合作社并不多这个现实，笔者虽有些沮丧，但还是希望能够在真实世界里发现真合作社这类“稀有”之物，好展示给学术界。为此，笔者（两位农民合作社的研究者）于2014年初在四川多地进行了考察，令人满意且意外的是，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了两个真正依法规范办社的农民合作社典型。三台县的“青龙生猪养殖合作社”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青龙生猪养殖合作社”位于四川省三台县刘营镇青龙村，该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4月，初始社员23户，2009年发展到213户，近两年社员数量稳定在328户。
该合作社满足上述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两个基本条件，即保持了农户家庭经营，合作社盈利最终为全体社员分享。按照会计原则计算，该合作社约有70%的可分配利润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二次返利”，不过，他们的“二次返利”做得非常巧妙，并且简单易行。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合作社将购进仔猪和饲料的价格差（社员从合作社购买的价格比市场价约低10%）直接留给社员，对于养殖大户（200～300头生猪）来说，仅一年饲料价格差就形成约4～6万元的“返利”收入。二是合作社将生猪销售价格差（合作社用“青合牌”品牌销售生猪比普通市场价约高5%）直接留给社员。销售价格差所形成的“返利”收入，在生猪行情好的时期直接提升了社员的收入水平，而在生猪行情差的季节则起到了减少亏损、稳定生产的作用。生猪行业的显着特点是季节和年度行情波动较大，只有在市场低迷时“扛”得住亏损，才可能在行情好的时期取得较好的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