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风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是上海2300多个家庭农场中的一个。像李春风一样，这些家庭农场主们在收获丰收、收获希望的同时，也在从土地上收获着做农民、搞农业的体面和尊严。
收获季节，记者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一个个充满生命力和爆发力的家庭农场，探寻这种具有上海特色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感受她带给上海农业、农村、农民的贡献和变化。
为什么要发展家庭农场？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发展家庭农场符合上海大都市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实际，是我国现有农地制度框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松江区素来被誉为“上海之根”，曾是传统农区，拥有良田21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7万亩。特别是浦南地区，其作为上海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涵养地，这一功能定位决定了它不能发展重化工业。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大都市的快速发展，近郊的农村人踮起脚尖便看得到都市的繁荣和发展。种田微薄的收入不再被上海农民所看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向城市二三产业。2007年，松江区非农就业农民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0%，这意味着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还在种田。“种好不想，不种不像，种种白相相”，当地流传的这句话也许可以真实反映当时农民种田的纠结心态：好好种田就别想了，收入太低；不种田就不像农民，荒了太可惜；只好种种玩玩吧。
松江的情况就是上海所有农区的现实。
田不能荒着，谁来种田？随着农村“劳力荒”逐年升级，种田的人从开始的“3899”（妇女、老人）部队，逐渐演变成了“老外”——老人和外地人，粗放种植的现象比较普遍。
松江区泖港镇腰泾村的李爱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种田“老把式”。他回忆，从七八年前开始，本地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外来租地种田的人越来越多，搭个窝棚就开始干活。最令李爱云痛心的是，很多人只用地不养地，化肥农药越用越多，地力不断下降。这也使得上海农村环境治理和乡村治理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在我们孩提时代的印象中，上海农村粉墙黛瓦，河网密布，水清岸绿，房前有大树，屋后有竹林，而现在郊区农村环境不尽如人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经感慨地说。
上海的农业农村怎么办？
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说：“上海国际城市的地位，客观上要求上海的农业农村发展与之相匹配。家庭农场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小规模家庭生产面临巨大挑战，客观上要求对现行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改革。这是继家庭承包制之后又一次农业体制机制的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分离，释放了农业生产力。而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是在现有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土地流转的现状下现代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路径选择。
松江家庭农场的诞生，并不是无根基的创想，而是建立在各种现实条件基础上的大势所趋。2007年，条件较为成熟的松江区率先进行了家庭农场探索。当时的松江，一部分农民纳入了城镇社保，其余都加入了新农保；农民有离开土地生存的能力，也有出去找一份工作的条件；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奠定了松江规模经营的基础。再加上松江水稻高产栽培技术成熟稳定，全区粮田机耕率、机收率、水稻良种覆盖率均达到100%，一户农民经营上百亩粮田成为可能。同时，松江也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反哺农业，有条件在体制机制上率先取得突破。为此，松江区选择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
在松江家庭农场的“总设计师”、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看来，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为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现实条件，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
松江探索跟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实现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无论是在“人少地多”的北美，在“人地平衡”的欧洲，还是在“人多地少”的一些亚洲国家，家庭农场都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模式，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形式。
上海农业的比重下降了，但农业的基础地位还要巩固；农村作为生产空间的职能弱化了，但其作为生活空间的功能还要守护。同时，雄厚的经济基础、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社会变革和农业科技发展、机械化推广使家庭农场的产生成为可能和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