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粮食价格一直比较稳定。虽然调整的幅度不大，但呈现出明显的上行趋势。土地流转的费用，自然也会与之相对应。
马付龙流转的土地，租金基本上就是依据小麦的市场行情。“前几年小麦价格在每斤1.08元，今年很多收粮点上都已经超过了1.2元，肯定要根据市场情况做些调整，我后来流转的土地，基本上就是每5年涨100块钱。”
当然，流转费用的高低，也与所处的位置有关。一般而言，距离城镇驻地越近的乡村，土地流转率越高，流转的费用也越高。据粗略统计，距离高青县城较近的村，土地流转率达到73%，流转费用普遍涨到了1200元/亩；而地理位置较偏远的乡镇，土地流转费用多在500元到1000元之间。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明朗，高青县的土地流转日趋规范。在这个过程中，高青县农业局副局长杜作忠也注意到，由于流转费用高，种地农民流转土地的案例不多。“比如要是流转上100亩，光租金就得10多万，如果没有充裕的资金，根本转不动。”
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土地流转费用的上涨。而在工业经济相对薄弱的高青县，这样的效应目前还不明显，但未来或许也会逐渐显现。
看趋势，农业生产怎调整？
必须调整种植结构，在拉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上做文章
一亩地，一年租金1000元。这样的价格，如果流转过来之后，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种粮，恐怕没人愿意干。走在现代农业的路上，李洪武和刘树海各有各的“绝招”。
除了水稻、小麦、玉米，李洪武也种了小部分苗木和蔬菜。去年，他还尝试着种了将近200亩的谷子。“虽说一亩地的产量只有500来斤，而且用工量大，但价钱挺不错。一斤能卖到4—6块钱，销路还挺好，算下来比种小麦、水稻赚得多。要是摸对了路，我就再租点地，扩大一下规模。”
刘树海的合作社种植的单季稻，已经顺利通过了“绿色”认证，最低价卖到8元钱/斤，收获没几个月就被抢购一空。而且，他还在稻田里放养了螃蟹，仅此一项一亩地就增加3000元的收入。“刚开始好多村民担心，说你这么干还能不赔本，结果少种了一季小麦，但土地的效益更高，一点也没少赚。”
虽然路径不同，但两个人已经不再是传统农民的思维。应对新的农业生产环境，他们的共识是必须调整种植结构，在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上做文章。
前些年流转土地种粮食，常家镇投入3万多元，帮李洪武上了扬水站。而且，一年230元/亩的种粮大户补贴，也坚定了李洪武种粮的信心。“租金肯定是降不下去，还是要靠规模和机械化，等到了1000亩以上，再把大型的机械设备买齐，就能压缩人工、农资等方面的成本，提高综合效益。”
“亏本的买卖咱不干，搞农业的想持续、规模发展，还是得树立自己的品牌，畅通销售的渠道，拉长产业链。”刘树海去台湾参观时，惊讶地发现当地农民把草莓做成了面膜，价钱一下就翻了好几倍。“咱们的附加值还是太低，始终还是在销售初级的农产品，不改变就没有出路。”
高青县曾是棉花生产大县，最高峰时棉花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现如今，全县棉花种植面积降到了2万亩，而价格稳定、耕种省力的粮食一跃而上。
“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土地流转也是如此，肯定是什么赚钱种什么。”杜作忠坦言，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的效益不高是现实。“土地流转费用涨上来，势必会促使流转后的土地更多地种植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建议国家继续加大惠农补贴力度，强化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覆盖面和赔付额度，确保土地流转后粮食种植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