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隐患
第一、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今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长期关闭在农村里的大量人口，如果没有缓冲和蓄积这股急流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较多，然而高素质劳动力并非过剩，特别是青壮年、有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但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往往是这部分农村精英。问题就这样产生了。随着这部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农村地区会不会出现人才的“洼地效应”？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有人戏称603861部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不仅带来土地撂荒问题，而且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并存致使务农经济收入比较收益较低，比较收益低下促使农村高素质劳动力进一步流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其中近3成留守儿童的家长外出时间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年轻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要么交由其爷爷奶奶照顾要么托付或寄养在别的家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留守儿童“情感荒漠化”，突出表现是待人接物极为冷漠。“寄人篱下”的留守儿童往往会有一种不适应感，长期下去可能导致心理畸形，表现出一定的“留守儿童综合症”。
留守儿童教育令人担忧。留守老人多为文盲、半文盲，根本无法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进行辅导或疏导。调研中有老人曾对我们诉苦：“我自己都6、9不分，你说（我）怎么教孩子？”
第三、农村留守老人问题。随着年轻子女的大量流出，留守老人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抚养照看孙辈，负担较重。尽管子女不断寄钱贴补家用，可是一来由于住处偏僻，离集市较远、购物不便；二来老年人总是认为“孩子在外挣钱不易，能省则省”，因此生活简朴、处处节俭。
留守老人情感寂寞。外出子女大多在年节时才回来，单身老人平时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独生活。随着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农村家庭“空巢”特征较为明显，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
第四、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据国家民政部统计，截至到2010年底，全国有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耕田种地、家务劳动、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任，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文化生活匮乏、缺乏安全感。最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女性，长期分居极易造成精神空虚、寂寞苦闷、婚姻关系脆化。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现象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容易出现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第五、农村男子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其中贫困男性占绝大多数。农村女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出，致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男性往往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男性人口无论留下来还是走出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留下来，农村适婚女性越来越少，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奔赴城市打工；流入到城市中，他们在婚姻市场中仍然处于劣势。按照一种称为“甲女丁男”的朴素婚配观念，女性往往会寻找比自己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学历高一层次的男性，婚姻市场上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女性可能碰到比自己高一层次的男性，而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男性却很难遇到比自己经济社会地位、文化层次还低的女性，因为他们已经是婚姻市场中的最底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应婚而不能婚的男性人口大量增加时，一来会冲击现有婚姻和家庭的稳定，二来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困难
人口流动对计划生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干扰理论、中断理论、适应理论，从一个侧面指出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有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然而事情是一分为二的，人口流动也加重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据《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0月30日）报道，上海市常住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达82.37万人，流动人口出生孩子数占全市总出生人数的33.66%，流动人口计划外出生人数占全市计划外出生人数的88%。农村人口无序流动对计划生育管理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流动频繁，流动人口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居住场所，客观上给流出地和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第二、女性流动人口中处于生育年龄的规模较大，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生育旺盛期，存在着较大的生育潜力，稍一松懈，就可能出现生育反弹，对这部分流动女性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明显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量。
第三、城镇或农村计生部门对那些为逃避计划生育处罚而流动的人口常常是无能为力。这部分流动到城市中以躲生、超生、抢生、强生为目的的“超生游击队”，由于处于管理夹缝，计划生育管理较为被动。
第四、流动人口中非法同居、未婚先育、多孩生育现象势必给城市居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城市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