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什么
搞清楚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流转，先要弄明白土地流转因何而生。从大处看，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必然选择。从实处看，土地承包经营成本高、种田比较效益低，这是基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留守老人、妇女生产艰难和部分农田抛荒，这是前提;机械化提高和生产技术进步，这是条件;新型经营主体崛起和社会化服务发展，这是关键;法律允许和政策支持，这是保障。我们理解，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稳定粮食生产;四是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简言之所达到的“四增”，即是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粮食增产、“四化”增速。
第二，土地流转有无规律可循
在学习和调研中我们觉得，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可以把握的。一是土地流转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特别是与工业化、城镇化成正比，与农业现代化水平成正比。从全国看，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快一些，土地流转比例高一些，中西部地区发展慢一些，比例也低一些。从湖北看，至2013年6月统计全省土地流转面积971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21.6%，而发展较快的武汉、黄石、鄂州流转率达到了40%。正是从这个基本点上看问题，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湖北的土地流转处在正常发展的速度，虽然比全国平均值23.9%低了2.3个百分点，但与湖北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基本“相适应”。二是从低到高呈“对勾型”发展。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全省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面积达到250万亩;2006年全省降至100万亩;后来呈恢复性发展趋势，2008年开始至今呈现发展“加速度”，近6年土地流转的比例分别为6.8%、8.9%、10.9%、14.8%、19%、21.6%，平均每年以3个百分点增长。把握“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我们充满信心，了解“前进道路有曲折”，我们不必为一时一事的比例下降而担心。三是在农村制度改革中推进。
如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建立，对于湖北乃至全国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发展都是一个引领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来此考察后肯定“这是积极探索”。四是以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基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所有权、承包权的稳定是根，经营权的流转是形。稳定支撑流转，流转促进稳定，离开了稳定，流转是空中楼阁，没有了流转，稳定是一潭死水。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承包经营制和土地流转的辩证统一关系，既不走“只管稳定、不管流转”的老路，更不走“只管流转、不管稳定”的错路。五是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工作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否则农民不会答应。有的地方给农民流转收入太少，特别是不能让农民共享对方发展的利益，农民不高兴，甚至不惜撕毁已签订的合同，强行收回承包地。六是积极稳妥有序。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应该采取积极稳妥有序的态度。积极，就是要引导、促进、服务、保障土地流转;稳妥，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因户而宜，不搞东西南北齐步走，不搞好差快慢一刀切，不搞运动式，不搞强迫命令;有序，就是尊重规律，形成规范，有目标、分阶段、有重点、保质量、讲方法、求效果地推进。
第三，土地流转靠谁主导
市场是推进土地流转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市场主导与政府服务相结合，以“看不见的手”为主，“看得见的手”为辅，两手抓，形成引导和促进土地流转的“合力”。土地流转一路走来，总体来看还是市场唱主角、行政当推手。最初的土地流转是“不可以”和“不允许”，农民只能私下地、偷偷摸摸地干，后来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转移，大量的农田弃种抛荒，基层干部不得已动员甚至“命令”党员干部带头“转包”，并且长时间、低价格“出租”给老板和债主。后来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土地从包袱变成财富，农民纷纷回家要地，土地纠纷非常普遍、非常激烈地暴发出来。经过土地延包再确权、再完善，农民在得到稳定的土地权益后，劳动力仍然选择进城务工，虽然后来金融危机引发农民返乡浪潮，土地流转有些波动但并不太大。再后来，种田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工资收入增长快、生产成本增长猛、粮食价格增长慢)，机械化普及越来越快，新型经营主体越来越多，政府推进作用力越来越大，四轮驱动，土地流转便一路“呼啸前行”。土地流转所形成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多种模式都是市场模式，至2012年底，湖北省土地流转转包占43.5%、出租占30.4%、互换占5.1%、转让占11.7%、入股占3.8%、其它占5.5%。总体来看，市场主导效应越来越充分。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是有缺陷的，故不能缺少政府“这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