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光讲大课已经有十多年，化肥厂、县委党校、农业局办公楼里都讲过。讲师啥都得懂，比如肥料养分、作物生长特性什么的。还要随机应变，能抓住农民心理。”老曹说，“以前讲课光靠嘴，现在为了让农民相信，还得做演示实验，为此我专门买了全套设备，投影仪、便携电脑都有。”
宁陵县一家肥料厂的销售经理胡可指出，在每个“忽悠团”的组织架构中，以“讲师”为纽带，向上有位幕后组织者，向下则是数十名业务员。幕后组织者也叫操盘手，“忽悠团”行动前，先由操盘手考察好地点，包括和农资厂家谈判对接，这叫“踩盘子”。等相关事项敲定后，业务员再进村组织农民进厂参观，紧接着才是“讲师”出马。
“有的操盘手自己也是‘讲师’。作为核心角色，各环节最后的利益分成都由他说了算。”胡可说，“由于整个流程设计环环相扣，比如请客吃饭的同时，就有人登记各家要多少农资，这边吃完送你回家，后边送肥料的车子也跟着过来了，让你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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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链上各取所需
在一次完整的“忽悠团”行动中，合作的农资厂家要挣钱，请农民吃饭、车接车送需要成本，那么“忽悠团”最终是如何获利的呢？老曹以作操盘手的经历跟记者里里外外算了一笔账。
以80斤的袋装玉米肥为例，通常市场零售价在120元/袋。“我从厂里以1800元/吨的批发价拿货，算下来也就72元/袋。搭配玉米种子后，我的‘套餐肥’卖到140元/袋，赠送的种子对农民讲是50元一包，其实批发回来也就18元。这样扣除种子成本、业务员提成以及其他各种开销，每袋肥料我最低可以挣10来块钱。但在农民看来，除去种子钱后每袋肥料只花了90元，自然认为很划算。”
记者调查发现，驱动“忽悠团”四面出击、到处行骗的，恰是此间潜藏的巨大“利润空间”。事实上，在严密组织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能从中不同程度获得分肥，唯有农民是最终的利益受损方。
有业内人士介绍，通常每销售一袋肥料，“讲师”获利5元，操盘手10元。因为要承担请客送礼、农资运输、人员住宿等成本开支，业务员每袋可提成30元。
胡可表示，乍看之下，这点钱不算什么，可由于推销量大，时间集中，综合算下来也称得上是暴利。“一个农忙季最多个把月，通常‘老板’(操盘手)可以挣10来万元，‘讲师’8万到9万元，业务员3万到4万元。曾经有个‘老板’亲口告诉我，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半月时间就挣了上百万元”。
干了15年操盘手的老吴告诉记者，因为不用做广告，销售效果立竿见影，很多中小规模肥料企业都有过和“忽悠团”合作的经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投资50万到100万元之间的小型肥料厂，如果跟我的团队合作，保证当年就能收回投资。”他说。
姚军说，这些年，不少参与搞过“忽悠团”的都发了财，“老家盖上了楼房，还买了小车，通常价位在15万元左右。因为来钱快，有的孩子辍学后，也被带出去从事这一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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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乏力以致“放水养鱼”
在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前景”吸引下，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但由于流动作业、手法隐蔽，目前“忽悠团”的危害尚未引起有关部门足够重视。
接受采访时，老曹和老吴分别从甘肃和安徽两地考察完业务回来。老吴介绍，河南的农忙主要在夏秋两季，前后加起来做业务的时间也就两个多月。因为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几年大家开始向省外发展。“河南的小麦种完了就往南方走，就我知道的，可以到山东烟台卖果树肥，也有的甚至跑到新疆卖棉花肥”。
老曹则表示，入行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南到云贵，北到黑吉辽，中部的安徽、河北等地都开展过业务。“从我2000年入行至今，带的‘讲师’级徒弟有五六十人，刚开始是河南人干，现在外省也有我们发展的业务员。大家跟着农事走，一年四季不闲着”。
长期从事农资打假维权的民间人士李鑫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忽悠团”在操作手法上也有所演变和创新，比如从以前的只卖一种农资变为多种产品相互搭配，进行买一赠一的套餐式推销，或者从单纯售假变为暗地里偷减含量，由此变得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
记者还注意到，“忽悠团”之所以四处行骗屡试不爽，相关部门监管乏力乃至故意“放水养鱼”，也是重要原因。
老曹透露，每到一地开展业务时，难免有人打电话举报。“工商局、农业局、质监局一行动，请客吃饭是免不了的，吃罢喝罢，多少还得拿几个。不摆平他们，下面的活没法干。”他说。
业内人士呼吁，由于农民分散经营，维权成本高，加上农业生产周期长、发生事故后难认定，愈演愈烈的“忽悠团”现象亟待引起各方重视，从源头上严查清理。如果任其发展，不但扰乱了农资市场的正常秩序，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长此下去还可能给粮食安全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