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顺义和朝阳区奶东村那两个从事活禽贩卖的都不能认定为活禽交易点，我们给它定论为小私屠滥宰点，朝阳区那家商户本来是卖鱼的，如果有人需要活鸡给他打电话，他再从别的地方预订过来，但他们没有检疫证，不符合北京市禽类定点屠宰要求，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姚杰章坦承，像这样的城乡结合部的流动点在管理上的确有困难。
“以后会加强城乡结合部区域的监管，北京市无意开放活禽交易市场。” 北京市农业局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本报表示。
持续9年的存废之争
在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较多的上海、江苏、浙江区域，为应对疫情防控，上海、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地也都叫停了活禽交易。在此期间，要求长三角各地效仿北京永久性关停活禽交易市场的呼声日高。
和北京一样，早在2004年，上海也曾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停止过活禽交易。但疫情之后，上海又逐步放开活禽交易市场，并规定活鸡必须定点销售。据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的解释，当时之所以恢复活禽交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顾市民的消费习惯。”
2010年，为推动肉鸽、鹌鹑养殖企业规模化发展，上海又有条件开放活肉鸽、活鹌鹑的市场交易，使定点销售的活禽范围进一步扩大。不过，活鸭、活鹅等活水禽交易自2004年以来一直未被批准。
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89号文，要求各地“率先在大城市逐步取消活禽的市场销售和宰杀，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禽上市’制度。”但此文下发6年后，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仍保留活禽交易市场。
“活禽市场里的消毒不可能完全到位，从各地来的活禽，来源比较复杂，从不同地域可能携带进来一些病毒，疫病传播的途径和传播的危险都会增加。”姚杰章表示。
上海农委此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也透露，上海市发生的H7N9禽流感病毒主要是属于输入型，来自外地产的家禽以及产品。
“从流行病学角度上讲，禁止活禽交易有利于疾病预防，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大城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说，尽管目前对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感染途径尚不明晰，但多数专家都认为活禽市场是最大的潜在危险。
他认为， 活禽交易的污水处理、活禽运输、宰杀环境密封等方面都需要格外注意，无论从监管还是成本上来说，投入不会小，“因此，仅从成本角度考虑，禁止活禽交易，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不过，有一个案例也被持相反意见者指出来，那就是香港。
香港至今仍保留全港唯一的一家活禽批发市场——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该市场每天均进行交易。而香港在1997年首次爆发禽流感疫情后，至今再未发生本地感染禽流感的人类个案。
这样做的前提是，香港活禽市场有严格的管控机制，从而有别于内地普遍粗放管理的活禽市场。
香港自2008年起实施街市活鸡日日清的政策，规定街市档口和可售买活鸡的新鲜粮食点必须于每天结束营业前将所有家禽全部屠宰，“活禽市场的所有活禽都不能留过夜，每天八点之后，即使活鸡档的活鸡未能全部售出，我们都要求他们在八点之前将所有的活鸡屠宰，如不遵守可能会受检控，可能会被回收鸡档，或取消牌照。”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梁卓文介绍说。
此外，香港从事活禽交易的人员都必须带上手套和防护服，要求活鸡档档户在收市后自行清洁摊档，在档户清洁后再由承办商以高压枪、热水和消毒药水清洁活鸡档。
在内地发生H7N9禽流感这段时间，香港还增加了对供港活禽做禽流感快速测试。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新闻组主任黄安儿对本报称，从4月11日，食环署人员早上会在文锦渡口岸的供港活禽中抽取样本做禽流感快速测试，活禽便送往长沙湾临时家禽批发市场等待测试结果，样本对禽流感（包括H5和H7）测试呈阴性，才会获准出售，供应香港零售市场。
“以往采用传统检测方法，需要数天才有结果。为有效防止感染了H7的活禽流入市面，现在我们采用快速测试，只需数个小时便会有结果。”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
相比之下，本报记者在已出现一例H7N9感染死亡病例的江苏太仓市了解到，目前当地基层检验检疫部门尚未增加H7快速测试。而太仓正是上海重要的活禽供应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