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确股后农户如有用地需求，股份社依然可以通过调地的方式给予满足。根据《土地承包法》，包括互换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都应建立在平等协商与自愿的基础上。要保证确股情况下这种调地符合农户的意愿，确股首先就必须是基于农户的真实意愿表达。恰如股份公司是股东自愿带产权清晰的个人资产入股成为按份共有的资产，确股应该是在确地基础上的延伸，先有明晰的对承包地的产权，再基于农户意愿自愿选择入股实现土地股份合作。因此，确地与确股不应成为并列的确权方式。实践中，在一些城郊发达地区，即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后，仍一直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央文件提出“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是对这类少数地区农村土地制度特殊性所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的一种认可，但对农户承包自家耕地的农业经营模式占支配地位的广大农村地区，确权方式首选确地，确股是确地基础上的发展，要防范从易于操作、便于规模经营等理由出发违背农民意愿使用确股方式。
怎么看待农民的农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以及经营权的流转
在土地租金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一种观点主张淡化承包权，更多保护和放活经营权，保护实际务农人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是以规模经营为重点，鼓励工商资本进入，而不是侧重于保护农民的权益。
关键是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谁？是外来的公司为主，还是主要流转给一部分集体成员？长期以来的争论实际集中在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应当是企业还是农户？中国大陆发展现代农业是走东亚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小农户逐步现代化的道路，还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大农业（地主、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工人的三位一体）的发展道路？派生出来的还有以什么方式流转，政府推动还是农民按自愿原则自我交易、如何保证流转用途不能改变等问题。
对未来农业经营模式基本走向和发展道路的判断应作为农地流转政策导向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由基本国情所决定，中国不可能仅有一种农业经营模式。在中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以及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是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传统小农户）与新兴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并存；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构成是传统农业、口粮农业（生存农业）与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业并存。大农业与小农业并存。
中央的政策从2001年的中央18号文件提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到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实际上是对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认可。关于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要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但鉴于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发展现代农业不能忽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的模式不应成为农地经营模式的主流。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化、混合型的各种农业经营模式。鼓励集体所有农地的部分所有权人扩大规模，打造家庭经营的升级版（家庭农场）；或塑造新小农（现代小农）。但如果农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通过让渡经营权所得到的收益与未来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则必然会出现承包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租金和利润此长彼消的问题必然会存在。理想的方式是农地承包经营权所有者通过让渡经营权所得到的收益与未来的经营效益直接挂钩。在一些地区，以专业大户为经营主体，以农户承包土地这一核心生产要素为基础，以农机为农业技术进步载体，农民带地入社、发展合作经营，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模式使农户成为规模经营的主体，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造成的利益冲突。既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又避免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还能使农村中的老弱群体、小规模兼业农户或外出打工的农民也从合作社的发展中受益。这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
